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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壁厝邊

我們為甚麼需要言論自由？
余傑(余杰) 留言 ─ 4/07/2004 拜三 19:28:25
在網絡上對昝愛宗行政訴訟案的有關討論中，有一種比較引人注目的觀點，即認為昝愛宗的受罰和敗訴乃是他本人咎由自取，進而認為權力部門必須對公民的言論進行嚴厲的管制。這種觀點與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宣傳口徑不謀而合，它完全忽視了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發表自由以及媒體的新聞自由的意義。持這種觀點的網友不在少數。這種觀點的氾濫讓我不得不反思這樣一系列的問題：公民的表達自由為甚麼是公民政治權利的重要組成部份？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個人自由為甚麼必須是最核心的、絕對不能被放棄的價值？一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與公民的自由之間究竟是甚麼樣的關係？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公民政治權利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對公民言論自由的保障，是民主憲法和現代新聞法的支點之一。現代西方有關表達自由的理論認為，在民主制度下，提供政治方面的信息極為重要。人民需要根據正確的信息參與政治、做出判斷；如果不能獲得政府的有關信息、不能自由地討論政治，人們就無法正確地選擇自己的政府。同時，一個社會或國家形成某種決策，也不能離開人民的意見與交流。根據這個理論，許多西方新聞法理論均把保障政治言論的自由當作新聞法的核心。在西方國家的憲法體系中，對公民的表達自由作了最明確、最堅定的表述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美國新聞法專家艾莫生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一般論」中探討了美國人為甚麼如此重視《第一修正案》，因為它所保障的公民的表達自由有以下4個重要的屬性和作用：第一，公民的表達自由是保障個人自我實現的方法。表達自由是人格發展不可缺少的，即所謂人的本質屬性。表達的自由構成了基本的人權，剝奪人的表達自由，就是對人權的侵犯。正如艾莫生所云：「表達是思想發展、知識探求與自我認識不可缺少的部份。壓抑信念與意見的表現，就是對人的尊嚴的侮辱，對人的本性的否定。」第二，表達的自由是人類達到真理的手段。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淵源使得西方人充份認識到，人是有限的動物，人的判斷是脆弱的。任何一個人都難以作出完美的判斷，因此必須由他人補充、修正、提煉或加以拒絕。為了追求真理，每個人必須傾聽關於該問題的各種意見，尤其應該傾聽反面意見。即使新的意見完全是錯誤的，它的提出與討論也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加深人們對業已接受的思想的理解。第三，表達的自由是保障社會成員參加國家決策的方法。民主在一個組織化的社會中的根本原則應該是：社會中的任何個人均擁有形成自己信念、並將其自由地傳達給他人的權利。在此基礎上，公民才能有效地、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第四，表達的自由是維持社會穩定與變化均衡的手段。自由的社會是一個更為堅強的、更為緊密結合的社會，這種堅強和穩定不依賴於暴力和壓制，而來自於每一個社會成員能充份發揮自己的天賦與才能。穩定不是「壓倒一切」的目標，而是自由社會所必然結出的果實。只有建立在自由之上的穩定才是可靠的、恆久的。以上四個方面的重要性中，第一條顯然是公民表達自由本身的「自足性」，換言之它是「天賦人權」的重要部份。在人類基本的道德倫理範疇之內，它是不容質疑的，它是人的尊嚴和人的高貴性的不言自明的呈現。而後面3條則是由第一條所引申出來的「工具價值」。如果說第一條是「根」，那麼後面三條就是「枝葉」。在美國當代傑出的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那裏，公民的表達自由也是其思考的中心問題。德沃金認為，法的第一屬性是「自由」，法律不是書本上冷冰冰的文字；相反，它蘊含了一個社會共同體內部豐富的「道德信息」。法應當是有道德的法和自由的法。德沃金討論了許多與《第一修正案》有關的著名案例，經過細緻的分析之後指出，憲法律師們和憲法學者們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條款已經設想了許多合法依據，然而這些合法依據中的大多數可歸類於兩個主要類別中的一個。「第一個大類是從工具主義的角度來認識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不是因為人們具有本質的道德權利來訴說心聲而需要言論自由，而是因為允許言論自由會施惠於我們大家。例如，言論自由有助於保護人民自我統治的權利，或者是因為更常識性的理由，如果政府對批評意見的力量採取溫和態度，那麼這個政府就比較可能免於淪入腐敗。言論自由從長遠角度看對我們利多弊少。」這一大類直接對應著以上艾莫生理論中的第二、三、四條。接下來，德沃金著重闡述的是第二種觀點，這也是他本人更傾向和贊同的觀點，即言論自由是有價值的。這不只是因為言論自由帶來的後果，而且還因為它是一個正義的政治社會基本的和「構組上」的特徵。在這樣的政治社會中，政府將它的成年公民看成是富有責任心的道德主體。這一要求具有兩個層次：「第一，具有道德責任心的人們強調按照他們自由的意志對生活中或政治中的善惡作出判斷，或者對公正或信仰的真偽作出判斷。當政府頒布命令，聲明它不能放任它的公民聽從危險而大逆不道的蠱惑之言時，那麼政府是在侮辱公民，並否認他們的道德責任。我們只有堅持──沒有一個人──不管是政府還是大多數人──有權利認為我們不適合聆聽和考慮某一觀點從而取消我們的觀點，從而維護我們作為獨立個人的尊嚴。」在這裡，德沃金申明了這樣的一個堅定信念：人權高於政府的權力；政府不得以類似於「國家利益」、「民族大義」等虛幻而龐大的理念來誘惑或者強迫公民放棄自己的自由、權利乃至生命。這正是諸多「美國價值」中的核心價值和「多元價值」。20世紀以來，這種價值正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最全面地闡述了言論自由原則的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他所寫的《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言論自由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方學術界將其與米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和洛克的《論宗教寬容》相提並論。米克爾約翰認為，言論自由是絕對的，對它不能有任何限制。他指出：「我們可以在公共討論中自由地批評憲法，一如我們可以自由地為它辯護一樣。它給予我們信仰和擁護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我們的某些同胞擁護資本主義一樣的自由。它表明，聯邦調查局、外僑活動調查委員會、司法部及其移民事務局、總統忠誠令的所有鎮壓活動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它告訴我們，諸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書籍可以在美國自由地印刷，自由地發售，自由地傳播，自由地閱讀，自由地討論，自由地相信，自由地質疑。這一規定的目的並不是要滿足哪些特定的人的『表達生活意義和價值』的需要。我們也不是要保護印刷者、傳播者甚至作者的經濟利益。它的目的是，美國公民只有充份、無畏地面對針對他們制度的一切辯護和一切批評，才適合實行自治。公共討論的自由是不可限制的，這是自治政府的基石。立於這樣的基石之上，我們不應當在明顯且即刻的──甚至是極嚴重的──危險面前畏縮倒退。」米克爾約翰分析說，《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是公民藉此進行「統治」的思想和交流活動的自由，它所關注的並不是一種私人權利，而是一種公共權力，一種統治責任。這是米克爾約翰對《第一修正案》的積極闡發，它既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和平集會和請願等活動，也絕對保障公民的投票權。同時，在人類的交流活動中，還有許多思想和表達形式有助於增益投票者的知識、智慧和對於人類價值的關懷，有助於增進他們做出明智、客觀判斷的能力。這些活動的自由是不可限制的。米克爾約翰具體列舉了這樣的四類自由：第一，教育旨在培養公民的心靈和意志，以使他們獲得智慧、獨立性，進而獲得作為一個自治公民的尊嚴。因此，教育自由是建設一個自由社會的基本要求。第二，哲學和科學有助於增進公民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每一個公民都必須不受限制地接觸哲學和科學的成果。第三，文學和藝術必須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障，因為它們有助於培養公民對於人類價值的深刻、豐富的認識和關懷，而公共幸福正是源於這些價值。第四，對於公共問題作公共的討論以及有關這些問題的信息和意見的傳播活動，必須享有不受政治代理人的限制的自由。儘管在表面上是政治代理人統治著我們，而在更深的意義上是我們在統治著他們。在我們的統治之上，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力；而在他們的統治之上，我們享有主權性質的權力。米克爾約翰反覆強調，「《第一修正案》是不打折扣的」，絕對不存在某種高於「公民主權」之上的「國家主權」；政治代理人應當是「被統治者」，他們的權力必須時時刻刻受到監督、懷疑和限制。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美國人通常的思路是──「總統是靠不住的」。我們可以發現，諸如《國家的敵人》、《西點謎案》、《蒸發密令》、《一號標靶》之類的好萊塢電影，往往向觀眾傳達這樣的思想：美國人對總統、軍隊、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等「強力部門」充滿著警惕和懷疑。在這些影片中，強力部門的首腦一般都是有獨裁傾向、好戰嗜血的負麵人物，他們出於狂熱的「愛國心」而企圖傷害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這種思路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背道而馳，這也正是中美文化的最大差異之一。我們一直都把這類人物當作「祖國的英雄」來看待，我們很難想像，我們自己的電影和文學作品會將自己國家的總統、國防部長、情報局長、國家安全顧問等重要人物都塑造成一群內心邪惡、危及個人權益的「壞人」，而將個人「微不足道」的自由和權利看得「重於泰山」。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能僅僅存在於內心，而必須在生活中實踐。既然個人有權利作獨立的思考、判斷、言說和寫作，那麼如何使之進入到「實踐」層面呢？這就需要發表和傳播，需要有傳媒的參與和介入。道德不僅存在於內心及個人生活中，它更存在於公眾生活領域。如果一個社會的道德僅僅存在於人們的內心，那麼這種道德是極其脆弱和虛偽的；只有實踐於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的道德，才是一個社會真正的道德。正如德沃金所論述的那樣：「對於許多人來說，道德責任感還有另一種更為積極的方面：這種責任不僅是為了建立個人本身的信念，而且是將這些信念傳達於他人，這是出於對他們的尊敬和關懷，出於一種不可抗拒的願望來揭明真理，實現正義並保障利益。當政府認為某些人的信念表明他們是無價值的參與者並以此為理由取消他們行使這種責任的資格時，政府便是阻撓並剝奪人們的道德人格的這種積極方面。只要政府對一個人施行政治支配權並有求他在政治上的馴服──它可能並不剝奪他的道德責任的兩個屬性中的任何一種（不管他所想倚重或宣揚的觀點多麼可恨），而只不過是剝奪他的平等投票權──如果真是這樣，那政府就喪失了它對這個人合法力量的主張所具有的根本依據。政府禁止某些社會傾向或趣味的公開表達，這於政府公然地進行政治言論審查所犯的錯誤相比，兩者的錯誤一樣大；公民致力於形成道德或美學氛圍，與參與政治具有同樣的權利。」在這裡，政府必須「無所作為」；一旦政府企圖「有所作為」，那麼公民權利的末日便到來了。一個成熟的民主政府，一般不會輕易地去做這樣的蠢事──尼克松本來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的偉大總統之一，就是因為這一「常識性」的失誤，而成為千夫所指的、唯一被彈劾下台的總統。這也正是當時享有絕對權力的毛澤東所無法理解的現象。毛澤東在接見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時說：「這不過是小事一樁而已。」但在美國人看來，對公民安裝竊聽器、侵害公民的自由乃是天大的大事。公民需要積極行使權利來申張自己的道德觀念，而在公民進行這種「權利實踐」的時候，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無為」，它最明智的作法無過於「不干涉」。當然，民權高張則政府權力收縮，兩者並非沒有衝突。尤其是面對那些批評政府的表達和意見時，政府更應當有傾聽的雅量和耐心，即便這種表達和意見毫無道理。美國學者霍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一修正案》甚至保護我們所憎惡的言論。」僅僅保護「我們喜歡的言論」的法律顯然是有嚴重缺陷的法律，是統治者欺騙被統治者的法律。對此，德沃金有如下一番解釋：「這對言論自由的結構組成依據所強調的理由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是一個致力於個人道德責任的自由社會，任何一種以檢查內容為由的審查制度皆於我們這樣的努力背道而馳。」用以上理論來衡量，毫無疑問，昝愛宗的表達自由不應當受到任何侵犯和制約。昝愛宗不僅沒有任何的「惡意」，而且是在積極地履行自己的公民權利；而公安部門的一系列作法則明顯地是「過線」和「犯規」的，他們粗暴地介入了不該介入的領域。那麼，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即從公安部門的角度來設身處地思考：昝愛宗的這些表達是否真的如公安機關所說，是「捏造事實，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進而會給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帶來某種危害呢？我認為，公安部門的這種「慾加之罪」是不成立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主流話語系統中諸如「穩定」、「發展」、「生存權」之類的概念，其實往往都似是而非，應當加以梳理並澄清其中的模糊不確之處。例如，是不是為了經濟的發展就可以犧牲公民的各種自由和權利？而一切政府行為只要能促進「經濟發展」就可以無視其侵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一面？公民是否為了維持「生存權」就必須得放棄政治權利？「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甚麼？用壓制的辦法真的能達到長久的「穩定」嗎？在今日中國「慾說還休」的語境中，這些問題全都懸而未決。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新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中為我們指出了嶄新的「發展觀」。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的森提出並論證了一種以實現和擴展人的自由為中心的自由經濟學。他指出，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通過發展來擴展人的自由，運用個人自由來促進發展，而言論自由則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森強調說：「所有人都享有個人自由對一個良好社會是重要的。這個論斷可以看作是包含了兩個不同的組成部份，即：（1）個人自由的價值：個人自由是重要的，在良好的社會中應該確保每一個『算數』的人都享有它；（2）自由平等享有：每一個人都『算數』，向一個人提供的自由必須向所有人提供。」森的觀點對中國的現實具有相當的針對性與刺激性。筆者以為，對那些漠視公民自由的人來說，它是一味很好的「解毒劑」。森的理論在中國激起了許多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回音，比如劉曉波就在「以森的發展觀看中國改革」一文中寫道：「自由的可貴，只在於自由本身的自足價值以及所有人的平等分享，不必乞求於其他理由（如效率）來支持其價值排序上的優先性。相反，自由本身還構成社會效率的必要條件，在現代世界，一個無自由的社會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社會。無自由的社會，即便會有短期高效率，也決不會持之久遠，因為奴役制度下權利分配的嚴重不公和對自由的剝奪及壓制，必然造成巨大的人權災難、社會激勵的不足、創造力的萎縮和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最終導致低效乃至制度破產。可以說，對自由本身的自足價值（森稱之為『建構性價值』）的強調，是森提出的全新發展觀的核心。即便自由對促進發展也有工具性價值，但是『必須把人類自由作為發展的至高目的的自身固有的重要性，與各種形式的自由促進人類自由上的工具性實效性區別開來』。」在我看來，今天中國需要的不是為強盜辯護的御用經濟學，而是森的灌注了道義和良知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不能與人權的進步脫鉤，那種以剝奪和限制大部份公民的自由和人權為代價獲得的所謂「經濟騰飛」，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肥皂泡而已。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樣的危險：如果今天我們的言論自由能夠被輕而易舉地奪去，那麼明天我們的私人財產也能夠被堂而皇之地收取。權利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為，種種對昝愛宗的批評和指責都站不住腳。當我們從更高的層面來體認發展與自由的關係時，我們相信，昝愛宗的言論以及他對自己的言論自由的捍衛，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說，有百益而無一害。

我們為甚麼需要言論自由？

余傑(余杰) 留言 ─ 4/07/2004 拜三 19:28:25

在網絡上對昝愛宗行政訴訟案的有關討論中，有一種比較引人注目的觀點，即認為昝愛宗的受罰和敗訴乃是他本人咎由自取，進而認為權力部門必須對公民的言論進行嚴厲的管制。這種觀點與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宣傳口徑不謀而合，它完全忽視了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發表自由以及媒體的新聞自由的意義。持這種觀點的網友不在少數。
這種觀點的氾濫讓我不得不反思這樣一系列的問題：公民的表達自由為甚麼是公民政治權利的重要組成部份？在現代民主社會中，個人自由為甚麼必須是最核心的、絕對不能被放棄的價值？一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與公民的自由之間究竟是甚麼樣的關係？
公民的言論自由是公民政治權利得以實現的先決條件。對公民言論自由的保障，是民主憲法和現代新聞法的支點之一。現代西方有關表達自由的理論認為，在民主制度下，提供政治方面的信息極為重要。人民需要根據正確的信息參與政治、做出判斷；如果不能獲得政府的有關信息、不能自由地討論政治，人們就無法正確地選擇自己的政府。同時，一個社會或國家形成某種決策，也不能離開人民的意見與交流。根據這個理論，許多西方新聞法理論均把保障政治言論的自由當作新聞法的核心。
在西方國家的憲法體系中，對公民的表達自由作了最明確、最堅定的表述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美國新聞法專家艾莫生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一般論」中探討了美國人為甚麼如此重視《第一修正案》，因為它所保障的公民的表達自由有以下4個重要的屬性和作用：
第一，公民的表達自由是保障個人自我實現的方法。表達自由是人格發展不可缺少的，即所謂人的本質屬性。表達的自由構成了基本的人權，剝奪人的表達自由，就是對人權的侵犯。正如艾莫生所云：「表達是思想發展、知識探求與自我認識不可缺少的部份。壓抑信念與意見的表現，就是對人的尊嚴的侮辱，對人的本性的否定。」
第二，表達的自由是人類達到真理的手段。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淵源使得西方人充份認識到，人是有限的動物，人的判斷是脆弱的。任何一個人都難以作出完美的判斷，因此必須由他人補充、修正、提煉或加以拒絕。為了追求真理，每個人必須傾聽關於該問題的各種意見，尤其應該傾聽反面意見。即使新的意見完全是錯誤的，它的提出與討論也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加深人們對業已接受的思想的理解。
第三，表達的自由是保障社會成員參加國家決策的方法。民主在一個組織化的社會中的根本原則應該是：社會中的任何個人均擁有形成自己信念、並將其自由地傳達給他人的權利。在此基礎上，公民才能有效地、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第四，表達的自由是維持社會穩定與變化均衡的手段。自由的社會是一個更為堅強的、更為緊密結合的社會，這種堅強和穩定不依賴於暴力和壓制，而來自於每一個社會成員能充份發揮自己的天賦與才能。穩定不是「壓倒一切」的目標，而是自由社會所必然結出的果實。只有建立在自由之上的穩定才是可靠的、恆久的。
以上四個方面的重要性中，第一條顯然是公民表達自由本身的「自足性」，換言之它是「天賦人權」的重要部份。在人類基本的道德倫理範疇之內，它是不容質疑的，它是人的尊嚴和人的高貴性的不言自明的呈現。而後面3條則是由第一條所引申出來的「工具價值」。如果說第一條是「根」，那麼後面三條就是「枝葉」。
在美國當代傑出的法學家羅納德．德沃金那裏，公民的表達自由也是其思考的中心問題。德沃金認為，法的第一屬性是「自由」，法律不是書本上冷冰冰的文字；相反，它蘊含了一個社會共同體內部豐富的「道德信息」。法應當是有道德的法和自由的法。德沃金討論了許多與《第一修正案》有關的著名案例，經過細緻的分析之後指出，憲法律師們和憲法學者們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條款已經設想了許多合法依據，然而這些合法依據中的大多數可歸類於兩個主要類別中的一個。「第一個大類是從工具主義的角度來認識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不是因為人們具有本質的道德權利來訴說心聲而需要言論自由，而是因為允許言論自由會施惠於我們大家。例如，言論自由有助於保護人民自我統治的權利，或者是因為更常識性的理由，如果政府對批評意見的力量採取溫和態度，那麼這個政府就比較可能免於淪入腐敗。言論自由從長遠角度看對我們利多弊少。」這一大類直接對應著以上艾莫生理論中的第二、三、四條。
接下來，德沃金著重闡述的是第二種觀點，這也是他本人更傾向和贊同的觀點，即言論自由是有價值的。這不只是因為言論自由帶來的後果，而且還因為它是一個正義的政治社會基本的和「構組上」的特徵。在這樣的政治社會中，政府將它的成年公民看成是富有責任心的道德主體。這一要求具有兩個層次：「第一，具有道德責任心的人們強調按照他們自由的意志對生活中或政治中的善惡作出判斷，或者對公正或信仰的真偽作出判斷。當政府頒布命令，聲明它不能放任它的公民聽從危險而大逆不道的蠱惑之言時，那麼政府是在侮辱公民，並否認他們的道德責任。我們只有堅持──沒有一個人──不管是政府還是大多數人──有權利認為我們不適合聆聽和考慮某一觀點從而取消我們的觀點，從而維護我們作為獨立個人的尊嚴。」在這裡，德沃金申明了這樣的一個堅定信念：人權高於政府的權力；政府不得以類似於「國家利益」、「民族大義」等虛幻而龐大的理念來誘惑或者強迫公民放棄自己的自由、權利乃至生命。這正是諸多「美國價值」中的核心價值和「多元價值」。20世紀以來，這種價值正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普世的價值。
最全面地闡述了言論自由原則的是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他所寫的《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在言論自由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方學術界將其與米爾頓的《論出版自由》和洛克的《論宗教寬容》相提並論。米克爾約翰認為，言論自由是絕對的，對它不能有任何限制。他指出：「我們可以在公共討論中自由地批評憲法，一如我們可以自由地為它辯護一樣。它給予我們信仰和擁護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與我們的某些同胞擁護資本主義一樣的自由。它表明，聯邦調查局、外僑活動調查委員會、司法部及其移民事務局、總統忠誠令的所有鎮壓活動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而且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它告訴我們，諸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等書籍可以在美國自由地印刷，自由地發售，自由地傳播，自由地閱讀，自由地討論，自由地相信，自由地質疑。這一規定的目的並不是要滿足哪些特定的人的『表達生活意義和價值』的需要。我們也不是要保護印刷者、傳播者甚至作者的經濟利益。它的目的是，美國公民只有充份、無畏地面對針對他們制度的一切辯護和一切批評，才適合實行自治。公共討論的自由是不可限制的，這是自治政府的基石。立於這樣的基石之上，我們不應當在明顯且即刻的──甚至是極嚴重的──危險面前畏縮倒退。」
米克爾約翰分析說，《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是公民藉此進行「統治」的思想和交流活動的自由，它所關注的並不是一種私人權利，而是一種公共權力，一種統治責任。這是米克爾約翰對《第一修正案》的積極闡發，它既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和平集會和請願等活動，也絕對保障公民的投票權。同時，在人類的交流活動中，還有許多思想和表達形式有助於增益投票者的知識、智慧和對於人類價值的關懷，有助於增進他們做出明智、客觀判斷的能力。這些活動的自由是不可限制的。米克爾約翰具體列舉了這樣的四類自由：
第一，教育旨在培養公民的心靈和意志，以使他們獲得智慧、獨立性，進而獲得作為一個自治公民的尊嚴。因此，教育自由是建設一個自由社會的基本要求。
第二，哲學和科學有助於增進公民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每一個公民都必須不受限制地接觸哲學和科學的成果。
第三，文學和藝術必須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障，因為它們有助於培養公民對於人類價值的深刻、豐富的認識和關懷，而公共幸福正是源於這些價值。
第四，對於公共問題作公共的討論以及有關這些問題的信息和意見的傳播活動，必須享有不受政治代理人的限制的自由。儘管在表面上是政治代理人統治著我們，而在更深的意義上是我們在統治著他們。在我們的統治之上，他們沒有任何的權力；而在他們的統治之上，我們享有主權性質的權力。
米克爾約翰反覆強調，「《第一修正案》是不打折扣的」，絕對不存在某種高於「公民主權」之上的「國家主權」；政治代理人應當是「被統治者」，他們的權力必須時時刻刻受到監督、懷疑和限制。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美國人通常的思路是──「總統是靠不住的」。我們可以發現，諸如《國家的敵人》、《西點謎案》、《蒸發密令》、《一號標靶》之類的好萊塢電影，往往向觀眾傳達這樣的思想：美國人對總統、軍隊、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等「強力部門」充滿著警惕和懷疑。在這些影片中，強力部門的首腦一般都是有獨裁傾向、好戰嗜血的負麵人物，他們出於狂熱的「愛國心」而企圖傷害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這種思路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背道而馳，這也正是中美文化的最大差異之一。我們一直都把這類人物當作「祖國的英雄」來看待，我們很難想像，我們自己的電影和文學作品會將自己國家的總統、國防部長、情報局長、國家安全顧問等重要人物都塑造成一群內心邪惡、危及個人權益的「壞人」，而將個人「微不足道」的自由和權利看得「重於泰山」。
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不能僅僅存在於內心，而必須在生活中實踐。既然個人有權利作獨立的思考、判斷、言說和寫作，那麼如何使之進入到「實踐」層面呢？這就需要發表和傳播，需要有傳媒的參與和介入。道德不僅存在於內心及個人生活中，它更存在於公眾生活領域。如果一個社會的道德僅僅存在於人們的內心，那麼這種道德是極其脆弱和虛偽的；只有實踐於人們的日常生活領域的道德，才是一個社會真正的道德。正如德沃金所論述的那樣：「對於許多人來說，道德責任感還有另一種更為積極的方面：這種責任不僅是為了建立個人本身的信念，而且是將這些信念傳達於他人，這是出於對他們的尊敬和關懷，出於一種不可抗拒的願望來揭明真理，實現正義並保障利益。當政府認為某些人的信念表明他們是無價值的參與者並以此為理由取消他們行使這種責任的資格時，政府便是阻撓並剝奪人們的道德人格的這種積極方面。只要政府對一個人施行政治支配權並有求他在政治上的馴服──它可能並不剝奪他的道德責任的兩個屬性中的任何一種（不管他所想倚重或宣揚的觀點多麼可恨），而只不過是剝奪他的平等投票權──如果真是這樣，那政府就喪失了它對這個人合法力量的主張所具有的根本依據。政府禁止某些社會傾向或趣味的公開表達，這於政府公然地進行政治言論審查所犯的錯誤相比，兩者的錯誤一樣大；公民致力於形成道德或美學氛圍，與參與政治具有同樣的權利。」
在這裡，政府必須「無所作為」；一旦政府企圖「有所作為」，那麼公民權利的末日便到來了。一個成熟的民主政府，一般不會輕易地去做這樣的蠢事──尼克松本來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的偉大總統之一，就是因為這一「常識性」的失誤，而成為千夫所指的、唯一被彈劾下台的總統。這也正是當時享有絕對權力的毛澤東所無法理解的現象。毛澤東在接見尼克松的女兒女婿時說：「這不過是小事一樁而已。」但在美國人看來，對公民安裝竊聽器、侵害公民的自由乃是天大的大事。
公民需要積極行使權利來申張自己的道德觀念，而在公民進行這種「權利實踐」的時候，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無為」，它最明智的作法無過於「不干涉」。當然，民權高張則政府權力收縮，兩者並非沒有衝突。尤其是面對那些批評政府的表達和意見時，政府更應當有傾聽的雅量和耐心，即便這種表達和意見毫無道理。美國學者霍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一修正案》甚至保護我們所憎惡的言論。」僅僅保護「我們喜歡的言論」的法律顯然是有嚴重缺陷的法律，是統治者欺騙被統治者的法律。對此，德沃金有如下一番解釋：「這對言論自由的結構組成依據所強調的理由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是一個致力於個人道德責任的自由社會，任何一種以檢查內容為由的審查制度皆於我們這樣的努力背道而馳。」
用以上理論來衡量，毫無疑問，昝愛宗的表達自由不應當受到任何侵犯和制約。昝愛宗不僅沒有任何的「惡意」，而且是在積極地履行自己的公民權利；而公安部門的一系列作法則明顯地是「過線」和「犯規」的，他們粗暴地介入了不該介入的領域。那麼，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觀察，即從公安部門的角度來設身處地思考：昝愛宗的這些表達是否真的如公安機關所說，是「捏造事實，散佈謠言，擾亂社會秩序」，進而會給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帶來某種危害呢？我認為，公安部門的這種「慾加之罪」是不成立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主流話語系統中諸如「穩定」、「發展」、「生存權」之類的概念，其實往往都似是而非，應當加以梳理並澄清其中的模糊不確之處。例如，是不是為了經濟的發展就可以犧牲公民的各種自由和權利？而一切政府行為只要能促進「經濟發展」就可以無視其侵犯公民自由和權利的一面？公民是否為了維持「生存權」就必須得放棄政治權利？「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甚麼？用壓制的辦法真的能達到長久的「穩定」嗎？在今日中國「慾說還休」的語境中，這些問題全都懸而未決。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新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中為我們指出了嶄新的「發展觀」。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的森提出並論證了一種以實現和擴展人的自由為中心的自由經濟學。他指出，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通過發展來擴展人的自由，運用個人自由來促進發展，而言論自由則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森強調說：「所有人都享有個人自由對一個良好社會是重要的。這個論斷可以看作是包含了兩個不同的組成部份，即：（1）個人自由的價值：個人自由是重要的，在良好的社會中應該確保每一個『算數』的人都享有它；（2）自由平等享有：每一個人都『算數』，向一個人提供的自由必須向所有人提供。」
森的觀點對中國的現實具有相當的針對性與刺激性。筆者以為，對那些漠視公民自由的人來說，它是一味很好的「解毒劑」。森的理論在中國激起了許多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回音，比如劉曉波就在「以森的發展觀看中國改革」一文中寫道：「自由的可貴，只在於自由本身的自足價值以及所有人的平等分享，不必乞求於其他理由（如效率）來支持其價值排序上的優先性。相反，自由本身還構成社會效率的必要條件，在現代世界，一個無自由的社會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社會。無自由的社會，即便會有短期高效率，也決不會持之久遠，因為奴役制度下權利分配的嚴重不公和對自由的剝奪及壓制，必然造成巨大的人權災難、社會激勵的不足、創造力的萎縮和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最終導致低效乃至制度破產。可以說，對自由本身的自足價值（森稱之為『建構性價值』）的強調，是森提出的全新發展觀的核心。即便自由對促進發展也有工具性價值，但是『必須把人類自由作為發展的至高目的的自身固有的重要性，與各種形式的自由促進人類自由上的工具性實效性區別開來』。」
在我看來，今天中國需要的不是為強盜辯護的御用經濟學，而是森的灌注了道義和良知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不能與人權的進步脫鉤，那種以剝奪和限制大部份公民的自由和人權為代價獲得的所謂「經濟騰飛」，不過是曇花一現的肥皂泡而已。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樣的危險：如果今天我們的言論自由能夠被輕而易舉地奪去，那麼明天我們的私人財產也能夠被堂而皇之地收取。權利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為，種種對昝愛宗的批評和指責都站不住腳。當我們從更高的層面來體認發展與自由的關係時，我們相信，昝愛宗的言論以及他對自己的言論自由的捍衛，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說，有百益而無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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