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軍事佔領到重建

台灣

 在所謂從戰爭結束到重建的過程幾個例子中,最隱諱複雜的恐怕就是台灣。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秉承聯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命令對台灣進行管理日軍的投降事宜,和我們習慣帶著「所有權移轉」意味的「接收」,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中華民國]來台灣是「委託軍事佔領」性質,所以應該執行重建的程序。可是,屬於「委託軍事佔領」的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與「警備總司令部」,前者毫無章法的擅自改為「台灣省政府」,後者的組織經多次變革而面貌不清,可說完全違背國際法。

 再加上,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民國國民」發動「制憲權」,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時廢止「中華民國憲法」,使得「[中華民國]政府」於兩個月後的 1949 年 12 月 10 日到台灣。此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法理上已經屬於「流亡政府」。但,因為 1950 年的韓戰爆發和冷戰架構的確立,對於台灣地位的曖昧,就這樣被擱置下來。特別是從季辛吉想利用中國制衡蘇聯,所以逐步的設計了將台灣往中國靠的「三個公報」。在此內外失調的情形下,於台灣的地位逐年的下降,台灣人民的人權未獲得「軍事佔領國」應有的保障。

 我們繼續以臨時文人政府、制憲、公投憲法、普選新政府、和平條約等項目來檢視在台灣島內的重建程序。

 在「臨時文人政府」方面:本應為僅具有行政管理意味的「行政長官公署」,但卻不按章法的將之變成具有主權意味的「台灣省政府」。同時,又出現個具有「軍事政府」意含的「警備總司令部」。如果,美國委託[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建立個軍事政府 (警備總司令部) 負責受降事宜,然後這個軍事政府再任命臨時文人政府 (行政長官公署) ,正式開始重建事宜,則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受降與重建的正常程序。可惜的是,事實證明,[中華民國]受託負責受降的是臨時文人政府,而軍事政府卻躲在幕後成為白色恐怖的發動機,完全不合國際法的規範。

 在和平條約方面:[中華民國]因為「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和韓國一樣,並未獲邀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只另外與日本簽定《台北條約》。《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的 1952/4/28 當天,《台北條約》簽署,由此也可見《台北條約》的「子約」性格。

 在制憲、公投憲法方面:台灣並未出現制憲,以及公投憲法的程序,甚至也未曾出現要求台灣人民公投承認[中華民國]憲法的過程,反倒是繼續沿用 1947 年的「中華民國憲法」。然而,這部憲法已經於 1949 年被廢止。所以,台灣在 1949 年之後所實施的是一部「被廢止的憲法」,[中華民國]的「正當合法性」於是成為無可迴避的問題。

 為解決這問題,以及一併解決政府代表性問題,[中華民國]體制實施多次的修憲作業,以及逐漸開放國會普選,和總統直選。不過,有關修憲的正當性仍舊有疑問,包括「如何可能去修訂一部已經被廢止的憲法?」,以及「僅佔憲法管轄下 2% 的人民,如何能不顧其餘 98% 的意見,而具有修憲資格?」

 換言之,台灣的重建過程若以臨時文人政府、制憲、公投憲法、普選新政府、和平條約等項目觀之,可以發現有不完整以及不循序出現的現象。寬鬆的認為:《台北條約》可以視為和平條約已經簽署,但這是個有法理上瑕疵、未完全解決問題,以及未嚴格執行的和平條約。制憲,則未實施,僅僅做了許多沒資格、無效的修憲工程。但普選新政府在國會全面開放以及總統直選之後,其效果已殆無疑義。

 和韓國相同,台灣重建的「原狀」為何?值得深究。

 太平洋戰爭爆發的 1941 年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此「原狀」已經被日本聲明放棄,無從「恢復」。而 1895 的日清戰爭,卻和太平洋戰爭無關,故法理上不能回溯至這階段,意即已與中國無關。所以台灣戰前的「原狀」為何?是台灣重建的關鍵之一。

 另外一個關鍵是,「現狀」為何?有鑑於台灣的重建程序尚未完整,同時也未完成,所以隱諱的是,台灣的「現狀」顯然還在美國「委託」[中華民國]執行「軍事佔領」階段,複雜的是,[中華民國]體制卻是個無合法憲法可依循的「流亡政府」。

 從國際戰爭法重建的角度來看,台灣若想要和中國合併,必須找美國;同樣的,台灣若想要獨立建國,也必須從美國 (而不是中國) 脫離。更精確的說,台灣若選擇「維持現狀」,這個現狀在法理上也是美國要出面解決與承受。於是,當我們說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只是一個部份事實的描述,不是法理的確認。也由此可以理解,為何美國對於台灣的國際地位有發言權,台灣為何事事要向美國報告與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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