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個社會，從很多角度來看，缺乏主體思考，丹麥哲學家齊克果曾說過：「要做一個人非常困難，因為真理就在主體之中。」他過世前吩咐家人，墓碑只要刻下一行字：「這裡躺著一個人。」如今台灣社會在腐化，這種腐化是內部的，外表看起來很繁榮。 1996 年 3 月我應邀去菲律賓做學術演講，到了菲律賓，很多人都問到台灣的安危，台灣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一個正要面臨戰爭的國家，可是台灣人卻沒有任何危機意識，我想那是因為主體思考出了問題，我們一直沒有去反省我們是誰、是怎樣的一個人？思考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思考：「我有什麼」，再來思考：「我是什麼」，而台灣人的想法是：「我有什麼，我就是什麼，我有錢，我就是有錢人。」從沒有思考過：我可以變成另外一種人。有什麼不一定是什麼，現在已經到了需要尋找「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的時候，自我認同有三方面，一是族群，一是土地，再者是國家。虛幻的中華民族應該讓它隨風飄逝，因為那是虛構出來的東西，根本沒有一個民族可以掛上「中華」，現在我們所謂四大族群，其實也是假設，原住民如果要細分，有 20 多個族群，嚴格講起來，族群認同是認同我們是一個族群，我們要形成國家意識，我們要有自己的民族主義。我在菲律賓參加他們的一個討論會，雖然他們在 1945 年已經獨立，但是他們的教授還在討論國家意識太脆弱的問題，我在發言時說：「你們只是國家意識脆弱，我們台灣是沒有國家意識。」菲律賓被西班牙、美國、日本殖民過，好不容易建立起菲律賓共和國，但菲律賓貧富不均，國內有 1,500 萬的窮人，海外有 650 萬的菲勞，在世界各地倍受欺負，我們希望台灣不要菲律賓化。只要我們有族群認同，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族群要有內容，這內容就是我們腳踩的土地，建構出一個可以保護我們，也可以讓我們為它犧牲的「國家」，這種認同是一種思考，換句話說就是一種自己可以做主人的意識型態。新台灣意識是新台灣人的意識，「新台灣人」不是認同某一個領導者，而是認同他自己本身， 2,100 萬人本身。台灣做為一個社會，是人民抬頭，人民當家做主的機會，人民做主有時會是一種夢幻，因為人民會被利用，如果不覺醒的話。這一次總統選舉後，我給它一種論斷，叫做：「現實主義的勝利。」我們發現這麼多選票，具有真正民主意識去投票的人並不是很多，在選舉期間，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並沒有建立起來。我們看出台灣人有一種性格，他們的終極關懷是他個人可以生存下去，他現實的一切可以保存下去，台灣話說「西瓜偎大邊」，在這次選舉中，可以說完全凸顯出來，因此我才說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沒有理想的色彩。 所謂主體思考，是對自己本身要有一些反省，因為所有的社會活動 (包括經濟、政治 …… 的一切活動) ，每個人都參與其中，每一個人應該要不停去反思及作判斷，人在思考時也才凸顯他做為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我們要肯定，自己是有自由的，除非你不願意思考，或你不能思考。當然思考時會產生困境，這種困境會令人落入某些非理性的情境，只因為人有時無法做多元化的思考，因此陷進瓶頸。我們應該給自己更大的思考，但是現實主義彌漫和功利色彩強烈，讓人忘卻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我們不應該只去思考別人的東西，而是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思考，這一點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填鴨式的教育讓思考力降低，讓多元的選擇力也降低。 來自台灣舊社會及大中國主義的盲點，讓我們自己一直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新國家，一直走抄襲及因循路線，失去開創的性格和勇氣，因為有太多禁忌。台灣人主體思考的目標是：讓我們做一個「真正的台灣人」，目前有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我們要尋找新的出路，第二個方向是我們要尋找新的生活、新的生命、新的未來。我們不只是要解決眼前的問題，也不能執著於策略問題而犧牲掉終極目標。很多哲學家思考現代社會問題，發現所謂的「行動哲學」，認為這個世界不只是一般性的文化世界，而且是行動世界，在行動中必須講策略，以便達成效果，而達到立即性目標，讓自己和他人獲得益處，這是功利的思考方式。最近我和一位教授聊天，他談到台灣的宗教根本稱不上宗教，那就好像要你去摸一隻狗，告訴你會得到某些好處，他稱它為「偷雞摸狗的宗教」。有個外國學者來研究台灣的神壇，發現神壇多半是下層社會人士在運作，以追求各人利益為目的。宗教的層次是很崇高的，我們其實不須等待宗教來達到某個境界，而可以自行追求一個理想的價值，那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享受很美好的人生。活在台灣社會總覺得不圓滿，在這次大選後，這種不圓滿的感覺更強烈，這種不圓滿好像是一種結構性的，意識型態的。我們要的不是風花雪月，而是實實在在的圓滿，就像中國哲學家孟子講的：「充實之謂美。」相對之下，台灣目前的價值思考顯得有些錯亂，這種錯亂導致我們無從選擇，導致社區文化無法達成共識，價值思考無法相互交流，無法產生行為對錯的標準。 再進入更深的一個環結，那就是「到底我能成為什麼？」這原本是一個很清楚的問題，答案是我們當然要成為一個新的國家，新的子民，但很遺憾，我們的人文思考薄弱了一點。我的專業本來是偏向中國哲學， 1991 ∼ 1993 年之間我去中國大陸訪問了三、四次，越去越覺得沒有尊嚴，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1991 年我在浙江社科院拜訪一個學者，一起談中國哲學談得氣氛不錯，後來他突然埋怨起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因此國民黨不讓他入境，我告訴他那是因為中共一直不放棄「武力犯台」，他一聽，直呼：「只要你們不搞台獨，一切好辦！」。後來我去廣州，踫見另一位教授，他埋怨中共中央，說中央只拿錢建設北京，而忽略了地方建設，他說乾脆廣州自己獨立算了，當然這是他的一種情緒反應，但是台灣問題不只是情緒而已，我們理智思考，加上歷史條件，和自己的本錢，台灣具有獨立的機會和條件，因此我們應該有獨立的自覺。我們要來反省中國文化是不是我們的傳統？我想就我們的土地和 2,100 萬新的族群而言，中國文化當然也是外來文化，這種外來文化，我們要把它和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一視同仁地看待，有些值得我們吸收，有些必須揚棄；有人說台灣也是華人世界，共享「文化中國」的資源，我認為這「文化中國」要有更明確的定義，它指的應該不是「中國」，而是一個大文化區，我們有自己的文化，那是我們祖先生活的總成果，最近文建會提出一份報告，指出「台灣是移民社會，台灣與大陸無直接關聯。台灣本身充滿掙脫被征服的抗爭血淚，而本土化意識的興起，促進族群融合。」這未免太後知後覺，台灣歸屬中國的時間，實在太短，台灣原住民在此已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文化，我們曾經歸屬於中國，和中國有來往，是一個事實，但是我們是獨立的一個族群，台灣才是我們的原鄉，但我們對它的認識卻是一片空白。 1991 年我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車上碰見一位台灣去的年輕人，問他是那裡人，他答：「安徽人。」我那從小沒有離開過大陸的表嫂覺得莫名其妙，後來那位年輕人才解釋說他父親是安徽人。這就是墨守成規的思考盲點。幸好我們有能力思考，可以想個水落石出，到底我們是那裡人？總而言之，我們屬於這片土地，我們認同我們是這塊土地上的人，有一位中國民運人士看問題眼光相當銳利，他發現這裡有兩大族群，一群在籬笆外，一群在籬笆內，竹籬笆內的人只有國家認同，沒有土地認同，竹籬笆外的人有土地認同，沒有國家認同。竹籬笆內的族群往往跟著統治者，因此只有國家認同，沒有土地認同。但是有土地認同沒有國家認同和有國家認同沒有土地認同，兩者全是空洞的、病態的。 我們要建立起真正的民間社會，來撐持台灣意識，我所謂的民間社會，不必過度把它學術化，它如同台北市正在推行的社區文化，希望慢慢由下往上來做。我們一直生活在廣大的農村，從舊中國到新台灣，人與人的關係是靠道德，靠老祖母的教訓，生活的脈絡不是很緊密。人與人的環結如果沒有規範， 2,100 萬人就變成 2,100 萬個單元，那就真的如孫中山先生講的「一盤散沙」，這種凝聚力怎麼來，要靠每個人去耕耘，台灣就像一棵大樹， 2,100 萬人就像 2,100 萬個種子，可惜是有台灣意識的人並不多，大概只有二成左右，我希望這二成的種子落土之後永遠不會死亡。一個思考敏銳的人應該也是行動敏捷的人，台灣人的勤快，人人皆知，但是現在的台灣人不喜歡思考，因為已經擁有太多，而且台灣目前資訊爆炸，就像詩人艾略特說的：「我們在資訊裡面，失落了知識；我們在知識裡面，失落了智慧。」看台北人的生活，我們可以說，我們在生活中失卻了生命，所謂「有體無魂」，某些人像遊魂一味享樂，台灣的社會結構讓他們坐享其成，他們不必思考，也失去當初農村社會的樸實勤勞，慢慢地行動力也不足，一體的關懷感也不足。 思考需要探討和溝通，大家討論同一個問題時，焦點就會出來， 1994 年我在美國麻州，那兒有一個民俗村，在民俗村中保持著 300 多年前，他們初到新大陸時的原貌，整個村落的中心是座教堂，教堂中安排許多坐位，有講道的講壇，教堂外有廣場供民眾交談，可見西方文化是一種交談文化，有人說：「只有通過對話，才有倫理。」傳統的中國人認為「盡在不言中」，這種觀念不見得正確。要形成一個有凝聚力的社會，我以為還是要多說話，要雙向溝通。 思想不是別人餵食給我們的營養劑，不是擺好的禮物，只要去拿就好，有個哲學家說：「我們的思考永遠在思考之中。」哲學不重要，哲學思考才重要，答案不重要，問題才重要，「能夠發現問題，就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這是奧國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名言。我們思考有幾個盲點，最嚴重的是政治的盲點，我們的統治者不停地製造政治的神話，讓我們無法了解政治的真相，我們有選舉權，卻不見得有參與權，因為投票結果，往往和當初的意願相去甚遠，裡面混淆了是非，甚至形成「共犯結構」。但是我們不管結果如何，還是要不斷地溝通、交談下去，說不定有一天某一種「共識」就可以形成，我們希望靠自己的思考破除政治的神話及假相，能形成屬於自己的新的政治，我們不希望自己的權利被拿來誤用。台灣這幾十年來，國民黨以經濟官僚作風，運用台灣人的勤奮，創造出自以為突出的「經濟奇蹟」，卻讓台灣人在經濟中迷失了，成天做起發財的大夢，台灣人不應該是實驗箱中的老鼠，受到如此的影響與制約，台灣人應是有自覺自決能力的一群人，如果成天只玩金錢炒作，不只是浪費錢財，也浪費生命，尤其是由掌握權力的領導者帶頭，更是可怕。有人在尋找台灣的生命力，所謂生命力，指的不是已經形成的數字數據，而是內心的願望和夢想，我們要實現尚未實現的夢想，那才是生命的發酵劑，也才是生命的推動力，很遺憾很多人的文化的思考，沒有往這個方向走。我們有較多的形象藝術、表演藝術，但卻少有人可以坐下來仔細閱讀文字，政府也沒有提供我們好的閱讀場所，在美國，我搭地鐵由波士頓到哈佛，在地鐵裡，幾乎每個人手邊全帶著書報，他們早就有閱讀文化。在環境不是很如意的情況，我們還是要慢慢調整腳步，給自己一些機會，在瑞士的路上，你會看見這樣的標語：「請放慢車速，以免錯過路邊的風景。」走過我們這一生，走過在台灣生活的社會旅程，應該是人文之旅，也是豐富之旅，台灣有很強的生命力，台灣人也有認真的性格，只是無法突破思考上的盲點而已。思想要走出來，不要中心主義，不要本位主義，在台灣有很多人是縮頭烏龜，一直縮到他自己的烏龜殼中，讓人無法和他對話，那個殼可能是他的利益，可能是他要的某些東西。我們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急需我們去與它對話，進一步去關懷它，共同來讀一本書或共同來談一個話題，一起去登山、郊遊 …… 這都是我們的文化，讓大家一起來寶貝這個寶島，愛護這個國家。我從馬尼拉飛回台灣，看見台灣的西海岸和層層的山巒，真是非常美麗，因此我們不願意這片土地被破壞，我們應重建土地倫理，再造明天。 前些日子我和「台灣ｅ店」負責人吳博士會面，我很疑惑他放棄專業的科技，來經營書店，結果發現他很有理想，他想讓台灣人接觸自己的文化，他看重原住民、客家等各族的文化，讓台灣人重新去思考人和土地的關係。香港在「回歸祖國」的前夕，全香港 600 萬人口當中，有幾乎 100 萬人可以離開香港，這些人如果離開香港，香港就空掉了，因為離開的全是中堅份子。我不希望以後台灣建國也有那麼多人想離開台灣，這是動機問題，表示人民對國家有信心危機。海洋給我們無窮的機會，先民懷著希望自海洋來，現在的台灣應該建立更多軟體文化，建立更多的生活空間。台灣經濟掛帥、社會情況紊亂是個事實，但是我認為問題出在二方面，第一：社會紊亂，大家要反省，社會是真的亂，還是大家不願意守某種秩序？ (是不是民眾對於政府定下的法規不是很滿意？) 第二：要給民眾溝通的機會，而不是擅用權力。官商的體制讓人看不見正義，金錢的遊戲讓價值尺寸錯亂，很多的名利陷阱讓人失去尊嚴。我們應該凝聚某種思想力量，發揮出它的功能，讓溝通不停進行，說出自己想講的話，也仔細聆聽別人要說的話，雙向溝通是很重要的，真理需要考證，歷史可以做假，所以有人說：「夢比現實真實」「小說比歷史真實」，西班牙哲學家賈賽特說了一句話：「明天是我們的統帥，過去只是我們的士兵，明天的神秘之光閃爍，向我們迎面而來。」我們背後有過去，眼前有現實，這些都是材料，這些材料很重要，台灣人沒有歷史感，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現實被某些傳播媒體或權力，像皮影戲般的主導著。我不喜歡主流派的報紙，除了體育版，因為體育上的輸贏，無法虛報。 我所謂「台灣人的新思維」，是讓我們回到原點，看清楚自己的處境、身份、立場，讓我們獨立思考，掌握自己的思考，西方文化中非常強調主體 (I think) ，在中國則不然，有一個西方的語文學家說：「如果你要說謊，請使用中文。」當然這是調侃的話，但中文不喜用主詞，是不爭的事實。台灣人要突破語言思想習慣上的障礙，重新建立新的視野。有些哲學家勸人類要向植物學習，中國哲學家老子說：「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植物只要紮得穩，怎麼剪它的枝葉，它還是活得非常茂盛，台灣人的枝葉老給人剪來剪去，但台灣人的根呢？雖然我們的文化受到外來的影響，思想受制於中國傳統的觀點，但是最後卻只有一個選擇 ── 「成為一個台灣人」。在這樣的國際局勢當中，這是我很自然的反應，雖然長年在大中國哲學思想打轉，也經常放眼西方哲學，但終究要回到生活的重心，就如歌德所說：「所有理論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大樹常青。」為了我們的生存，為了美麗的未來，及在這片土地生活的人，這棵樹要永遠有生命力，常青下去！ |